1967年，种族骚乱在美国各地蔓延，越南战争在继续进行，令人震惊的是，70％的美国人竟都认同：对美国安全最大的威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时，中国正处于20世纪中最猛烈的反民主的动荡之一，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美国人担心，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理念会从印度支那席卷全球。

在此背景下，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却出人意料地在《外交》杂志上发出友善的呼吁。 那时仍以其“反共”立场而著称的尼克松，提醒美国人需要面对“中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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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Barboza 和夏伟就本篇文章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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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放眼长远，我们无法永远把中国拒于国际大家庭之外，让他们那里孕育自己的幻想，滋养仇恨，并威胁邻国。 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不能让最具潜能的十亿人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

接着，他又触及了一个二十年之后才有现实意义的主题。 他说：“除非中国改变，否则世界不会安全。” “因此，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促使改变的发生。”

这些便是“接触政策”的种子，这一政策在近半个世纪中界定了中美关系。 它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七任总统政府的支持，并在若干紧急国家关系状况中幸存下来，包括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屠杀，1999年的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被炸事件，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

我本人在至今为止的半个世纪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和天安门广场，内心一直怀着“求同存异”，保持某种程度的接触的希望。 1975年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模范农村生产队和工厂参观实习时，可以看到有些墙上残存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标语，有的地方挂着赞美“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欢迎横幅来展示双方对未来的期盼。这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充满潜在矛盾的美中关系。

尽管有很多关于“友谊”和外交的话语，但我们美国人其实无法融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自给的状态。

如果接触作为一项政策已经失败，那么是否它从一开始就是谬误不合理的呢？

目前，美国面临与中国多年关系中最敌对的状态，始终脆弱的“接触”政策如同一个疲劳过度已经耗竭的框架。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这种关系就已经“脱钩”，加之香港的公众示威，和北京对“一国两制”政策的违背，更是给了这本已脆弱的关系致命的一击。 皮尤（Pew）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6％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肯定态度，是自2005年开始进行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人似乎又一次只在一个问题上能有共识，即中国是一个威胁。

所有这些都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接触作为一项政策已失败，那么是否它从一开始就是谬误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了解我们怎样走到了今天，必须回到政策的起源，并追踪其演变过程。这段历史，恰然也是我本人，作为中国伤痕累累的近代史的一个学生和学者，至今所走过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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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21日，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冷战敌对之后， “ 76精神” 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沿跑道滑行，那时的首都机场航站楼只是一座矮小的石建筑。 当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热情欢迎时，美国与中国的接触政策由此而生。

这次历史性的访问，双方都有战略渊源。 中苏分裂于1969年加深，当时俄中两国军队，在沿其4000英里边界上发生冲突。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宣称： “我们有必要在战略意义上，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来寻求中美关系。” 周恩来认为，陷入越南泥潭的 “美帝国主义者别无选择，只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以对抗苏联帝国主义。”

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意识到改变游戏规则的机会将至，开始对北京制造舆论。 他说，美国 “没有永久的敌人”，并承诺 “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根据他们的行动，而不是其国内意识形态来进行评判”。 他在寻求结束美中关系失和的过程中坚持认为，“地缘政治胜过其他考虑”。

然而美国人民并没有放弃其他考虑因素，他们尚不情愿接受中国的毛主义体系，或是周恩来。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尼克松来访时说：“友好交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他同时提醒美国客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有根本的不同，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当周恩来强调，这些差异不应该妨碍正常的国家关系时，尼克松又前进了一步，他指出：“如果我们两国是敌人，未来将是非常黑暗的。” 他又说，两国拥有“超越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

尼克松还补充道：“虽然我们无法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但我们可以尝试搭桥，以使我们有可能跨越它进行对话。”

尼克松新的中国政策，试图超越美国长期以来对毛泽东和共产主义的弊端的反感，以重塑美中关系，甚至全球秩序。 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但是尼克松的直觉告诉他，在政治舞台上，可以利用电视的力量帮助他获胜。 他不仅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而且还安排通过卫星链接，在全球电视直播这一旅程。正如他在北京的敬酒中所炫耀的那样，“与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事件相比，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观众在注目和倾听此时此刻我们的所说所为。”

接着他充满希望地说：“如果我们能找到共同合作的基础，那么世界和平的机会将大大增加。” 他还高调地宣称：“这是我们两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升华到最高境界的一刻和一天！。”

尼克松通过电视直播将观众与他一起带入了毛泽东共产主义的谜团，帮助美国人民接受他的政策逆转,  通过分享这个开创式旅程的仪式盛况和激动，促使美国人接受“红色中国”，其效果胜过了枯燥的政策说明和外交公报的总和。

尼克松自豪地将他的北京首脑会议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他说，“我们已经证明，有着深远和根本分歧的国家，可以学会冷静、理性和坦率地讨论这些分歧，而不放弃各自的原则。” 但是他也提示说：“我们的工作还需要多年的耐心努力”。

众所周知，美中恢复邦交，正如基辛格所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方谅解的意愿，即把中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与美国的“根本性差异”，视为纯粹的中国“内部事务”。这两位美国领导人在随后的访问中，也使毛泽东确信，“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思想理念”，而是“其对世界其他地区和对我们美国的政策。”

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当然对这个认识有不同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新的起点，已使中国从一个无可调和敌人和叛逆的破坏者，开始转变成一个似乎更可接受，尽管还不是可以完全合作的伙伴。很快的，从尼克松的这一神奇之旅，生出了很多模糊无声的假设和希望的萌芽。 谁知道接下去还有什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特别是如果美国和中国真的开始进行贸易，允许旅游，和进行教育交流？

尼克松和毛泽东都感觉自己是获胜者，尼克松取得了重大的外交突破，毛泽东让中国摆脱了主要对手。 但是这种欣喜掩盖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台湾的地位（在基辛格做出一些重大妥协之后，中国才勉强同意将其搁置），还有两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之间的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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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个激烈的的反共主义者与中共领导人成为朋友一样出人意外，接任的美国第一位“人权总统” 吉米·卡特，也刻意忽略了中国共产党多种侵犯人权行为，迈出了巨大的下一步。 尽管卡特上任时声称，他的政府 “不会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那样讨好北京”，但他的政府最终还是同意切断与台湾“（自由中国”）的正式外交接触， 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产党国家北京恢复邦交。

就这样，1979年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在华盛顿醒来，发现在白宫南草坪上荡漾着深红色的中国五星国旗。 卡特总统将在这里欢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想不到邓小平竟已成为在华盛顿圈子里被竞相敬酒的人。

邓小平高调地说，“中美两国关系有了新的开端，世界形势进入了新的转折点”， “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切正式外交手续在美国首都完成之后，身高4英尺11英寸的邓小平（毛形容他是“绵里藏针”）出发前往亚特兰大，然后去休斯顿，参观约翰逊航天中心，并欣赏德克萨斯州的牛仔竞技表演 。 当然，这又是一个精心制作的政治场面，并在理念推动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即尽管美国和中国大相径庭，但他们仍可能找到共存甚至合作的方式。

真是这样，经过几十年对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深思熟虑，我简直不能相信，在德克萨斯的西蒙顿牛仔竞技场上，我与邓及他身着毛式制服的代表团仅几排之隔，我腿上托着一大盘烘豆和烤牛肉，音响中的 “德州黄玫瑰”之歌震耳欲聋，手持美国和中国国旗的两个年轻妇女，从夸特马上跳下，为咧着嘴笑的邓戴上牛仔帽。 之后不久，当他出现在一辆马车上摇着牛仔帽时，观众跺着脚欢呼雀跃，的确让人感觉到一个新时代正在诞生。

牛仔竞技表演在中国进行了电视转播，邓小平在公众场合公开接纳不可否认的美国象征，给国内发出了一个强大的和解信息。 他的戏剧性访问，推动了美中新政策，也“吸引”了美国人。 阿肯色州众议员比尔·亚历山大（Bill Alexander）就兴致勃勃地说：“民主的种子正在中国成长。” 甚至卡特都在大胆想象 “目前中国的所有内政和与外部的往来” 都有可能“彻底改变”。

邓小平在高度脚本化、礼节化的外交协议世界中，做了一件罕见的事情：他在陈述中注入了个人情感，使双方都可以设想，两个以往的对立者现在如何能找到一些融合点。 在卡特谴责邓不允许移民自由之后，邓无礼地回答：“总统先生，你想要多少中国国民？ 一千万？ 两千万？ 三千万？”

邓的访问充满信心和魅力，掩盖了许多对美中关系抱有怀疑的人们的困惑。 资深情报执行官和后来驻北京的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认为，美中关系正常化不仅是一个天真幼稚的举动，而且美国的仓促造成了美方签订 “拙劣的妥协协议”。

他怀疑地问道，“如果北京能如此轻松地操纵我们，那么中国人怎么能真正尊重我们？” 

让他担心的是“两个中国的问题”被搁置的方式。他在致乔治·H·W·布什（George H. W. Bush）的备忘录中感叹道，“我们在台湾问题上被耍了，” “北京有眼光敏锐的现实主义者……不能指望让一知半解的业余人士与专家抗衡，而获得有利的结果。”

前常务副国务卿、共和党的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对美国投入北京怀抱的方式更加不屑一顾。 他抱怨说，由于我们渴望解决问题，无意中“教狗在地毯上随便撒尿”。

卡特对提升“关系”的渴望导致他在人权问题上放过了北京。 历史学家潘文（John Pomfret）认为，卡特的焦虑使他无法意识到“邓小平是多么需要美国来帮助其实施其雄心勃勃的中国现代化计划”。 他写道，美国官员似乎“无视自己的影响力”。 乔治·H·W·布什也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是 “中国需要我们，而不是我们更需要他们。”

不论人们如何各持所见，70年代美中“接触”的这两场开幕戏，使这两个曾经疏远的国家可以开始走上友好的平坦大道。以至于事实上，在80年代初开始就香港移交进行谈判时，赵紫阳总理可以满怀信心地宣布：“不言而喻，香港将民主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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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我站在深含寓意的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上百万人聚集起来抗议中国共产党，这是毛泽东无法想象的情景，除非是在噩梦中。

穿过这么多狂喜的，挥舞着旗帜的年轻人走到天安门广场，不可能不感到兴奋和鼓舞，因为这样的政治春天使人有理由想象，一个更加民主，更少对抗性的中国可能终于要来临了。

但是，在美国自由主义者看到改革和希望的地方，中共坚定的拥护者看到了阴谋、危险、以及 “和平演变”，这些外国阴谋的有毒混合物，旨在破坏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拥护者们看来，政治改革如果不加约束，将威胁一党统治。因此不足为奇，在解放军最初的清除广场努力遭到抗议者挫败之后，邓下定决心，重组了新的部队，命令 “不惜一切代价收回广场”。 这次，部队以装甲车部队再次驶入北京，不仅街道上布满成千伤亡者，而且抗议运动以及进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的希望也就此结束。

北京大屠杀也使接触政策的逻辑处于危急状态。 因为没有改革就不可能有交合，没有交合的希望，接触政策就没有意义。 而且没有什么道理能够解释和开脱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中共的野蛮之举。突然之间，从未真正相信过可以与毛派政权建立友好关系的保守派获得了新的声誉。 正如奥斯汀美国政治家专栏的一个作家毫不客气地总结道：“邓小平再也不配戴他的牛仔帽了。”

当世界蹣跚晕眩地走出大屠杀的震惊时，老布什总统（乔治·H·W·布什）担心“过度情绪化”的反应可能导致“彻底破坏”，并“将中国交还给苏联”。 在6月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警示说，现在是要采取“合理，谨慎的行动的时刻，要考虑到我们的长期利益和对中国复杂的内部局势的认识”。 他强调，美国需要“时间超越这一时刻，对这一至关重要关系的持久因素给以考虑。”

当被问及为什么对北京如此恭敬顺从时，布什回答说：“如果中国回到1972年以前的孤立与压制时代，这将是所有人的悲剧。”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新命题：“我认为，由于人们具有商业动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极权主义体系中，迈向民主都是必然不可避免的。”

他说，为了鼓励中国 “继续他们的改变”，他将不中断与中国的关系。 

布什曾试图给邓打电话，没有接通，随后他“发自内心地”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恳切地说：“如果能使我们的关系回到正轨，我们都将对世界和平有更大的贡献。” 然后，他无视美国国民的谴责情绪，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派去北京进行一次秘密旅行，为了保密，华盛顿甚至没有知会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

邓毫不反悔。 他指责美国 “散布谣言”，并“过分地参与”他所谓的“中国地震式的大事件”，并指责华盛顿 “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损害了中国的尊严”。 他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对他所谓的中国“反革命暴乱”做出更 “客观和诚实的反应”，中美关系将陷入“危险状态”。

他冷冰冰地斥责说：“斯考克罗夫特先生，我想告诉你，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中国的内政。”

在这场舌战中，斯考克罗夫特令人惊讶地保持着歉意的口吻。 他试图解释：“不论是对还是错， 美国国内感到很愤怒，即便美国人的愤怒也许没有特别的道义理由。” 他恳请邓小平认识到，他不远万里来到北京是为了传达布什总统对美中关系的“标志性重要意义”的认定，和 “准备为保持这种关系作出努力”的意愿。他提到，众议院以418-0的票数通过的制裁中国的立法被布什总统否决。斯考克罗夫特还对邓说，“非常感谢允许我们来中国解释 [布什总统] 所处的困境。 这是一个来自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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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1989年7月2日，邓小平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人民大会堂的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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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蛮横地说道：“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来代表中国。” 他最后说：“让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拭目以待美国会发表什么样的言论和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这样，他把关系发生故障的责任完美地推给了斯考克罗夫特和华盛顿。

《华盛顿邮报》称此行 “是对压制和沾满鲜血的中国政府的安慰。” 《华尔街日报》诋毁其为 “我们时代最大的充耳不闻的操练之一。” 但是前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米歇尔·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称赞这是“勇敢的领导行为”。 无论如何，斯考克罗夫特之行证明了，美中关系那时对华盛顿来说已多么重要。

在为期七周的抗议运动中，我们一直在现场，斯考克罗夫特之行对我们来说最令人震惊之处，是角色发生了如何的逆转。刚刚屠杀了自己的人民而损毁了自己国家声誉的邓小平，没有试图寻求斯考克罗夫特的宽恕，并帮助保持中美关系，反而是斯考克罗夫特最终以某种方式恳求邓小平宽恕美国人的愤慨。 同样重要的是，斯考克罗夫特的顺从，为后来树立了先例：从那以后，一旦 “这种关系”遇到危机，都会预期美国将承担主要责任，保持足够的灵活以维持关系。

有人认为，布什的情怀是建立在他70年代中期，在北京联络处工作时的怀念，和他作为美国的第一任正式外交代表，与中国领导人建立的个人关系。 但实际上他也坚信，美国领导层在帮助中国转变为在现有全球秩序中，更具责任感的参与者方面有重要作用，布什稍后称之为“全面接触政策”，这一信念对他的顺从也起了重要作用。 布什宣布有意恢复对中国的进出口贷款和世界银行的贷款后（这本身即为另一个重大让步），第二次派斯考克罗夫特前往北京。 之后，在1991年，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也去了，并确实在中国向邪恶政权出售导弹方面取得了一些让步。 但是他抱怨说，获得这种微不足道的胜利，就像是“在年度体检中那种不愉快的感觉”。

布什的政策也暴露了美国在中国和苏联等国家对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迫害上所持的不容忍态度的差距。 尽管俄罗斯仍然被视为共产党的专制政体，但邓小平的中国，此刻已从这种对极权主义的整体评判中被排除。 正如孟捷慕（James Mann）后来观察评论的那样，一种无声默认的操作原则已变成：“主动接触者，无论中国政府的举动如何应受谴责，都不应该使之成为继续与中国打交道的障碍。”

就邓小平而言，他在大屠杀之并没有阻断中美进一步接触的可能性，这使所有人都感到惊讶。 他在称赞军事指挥官平息“动乱”之后，自问自答地问他们：“我们的改革开放的基本观念是否错误？ ……不！ 没有改革，我们怎么能有今天的一切？”

但问题的关键是，邓小平所承诺的并不是“政治改革和开放”，而只是“经济改革”。

这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一任接一任的美国总统，因为受接触政策的影响，使北京逃脱了华盛顿更激烈的反对派。 实际上，随着接触政策越来越成为美国信仰中根深蒂固的条款，中国也因此而获得美国社会其他阶层的支持，例如学术界，慈善界，民间社会和商业界。 美国的接触政策的承诺，和实行“中国无错”的政策，已被证明是给了北京的最大的便利：它可以在不受挑战的环境下，专注于经济增长，和财富与实力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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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克林顿在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无情地抨击他的前任对华的宽容政策，他许诺 “美国的誓盟”，“将不会纵容任何暴君，无论是巴格达还是北京。”

他对《纽约时报》说，“终有一天，[中国]会走上东欧和前苏联的共产主义政权的道路，” 因此美国 “必须尽其所能鼓励这一进程。” 当布什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贸易地位时，克林顿抨击此举为“丧失良知”，说“是这届美国政府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站错队的又一个令人悲哀的篇章”。 此时他获胜的前景，似乎可能将美中政策推向更具对抗性的方向。

但是当他获胜后，中国的经济崛起看起来势不可挡，克林顿的态度也发生巨变。

但是当他获胜后，中国的经济崛起看起来势不可挡，克林顿的态度也发生巨变。 正如他后来所写的，他开始相信，即使没有美国的持续压力，中国也会“受到现代社会的迫切要求，而变得更加开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句话在北京出版他的中文译本中被审查员删掉了）。

在1994年的一次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克林顿以“接触政策再生者”的身份宣布，他认识到，“我们可以通过接触政策，和将人权与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延续脱钩”，以更好地支持中国的人权，并推进其他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是一个大转弯，但在北京1989年大屠杀之后坚持美国的人权政策变得很困难，尤其是当渴望在中国不断增长的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美国商人开始游说时。 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承认，一些商人“不仅不支持我们，还在中国人面前削弱我们”。

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博弈的条件发生变化，克林顿意识到，他将不得不重新平衡人权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 正如孟捷慕 （James Mann）所坦言，商业已经成为“美国政策背后的主导动力”。 有了新的商业能力，中国开始意识到他们可以抵抗美国的压力，而且如果有危机，只要他们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华盛顿就会屈服。 确实，在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终于授予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

他为自己改变立场辩护说，“这一政策的实用性已到尽头，该是走新路的时候了”。

重述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口号，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为克林顿改变美中策略铺平了道路。 邓的方针暗示，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将抵制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军事好战的表现，使中国的崛起显得威胁性较小。 与此同时，美国商人越来越渴望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中获利，这与一种新的美国逻辑不谋而合：“开放的市场将导致开放的社会。” 这样的论调有助于克林顿推断，更加开放的市场将不可避免地“增强自由精神”，因此即使没有最惠国待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开放，就像柏林墙倒塌一样。” 这是一个极富魅力的梦想，在他的第一任期结束时，围绕这一理念，全面接触政策已经成型。

克林顿充实了他的新政策，称之为“全面接触”，该政策减轻了对中国的排斥，主张高层互动，甚至同意在1993年西雅图举行的亚洲领导人峰会上会见党总书记江泽民。 到1996年7月，尽管中国两次挑衅性地在台湾海峡发射导弹，克林顿仍得出结论说，“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性质，以及[中国领导人]看待世界和我们的方式”，证明了他自己以前的观点是不对的。”

他宣称，通过拥抱而不是反对中国，可以更好地实现美国的目标。 像卡特一样，他扭转了航向。到1997年，克林顿政府宣布了与北京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意图。戴维·M·兰普顿 （David M. Lampton）将其描述为 “积极诱导、对话、和非公开外交”的混合体 。” 与中国接触的功效，将成为近期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佳包装、最根深蒂固的两党战略之一。

对于任何经历过1989年事件的人来说，在1998年的一个春日，站在通往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等待克林顿总统的到来，都是一种奇怪的超现实之感。不到十年之前，抗议的学生们正是在这里下跪，向他们的领导递交请愿书。也正是在这些台阶上，解放军部队在6月4日大举出动，“人民解放军”向自己的“人民”开枪，酿成了20世纪最蒙辱的自残致伤事件之一。我无法想象中共会清除这些怨魂，而这些怨魂也曾激怒了克林顿本人，使他轻而易举地宣称，中国政府“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仿佛历史有只有美国人能看的不可避免的民主前进之路。然而，在这晴朗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又回到了天安门广场，两位面带微笑的总统互致问候，仿佛在中国这个最具象征意义的地方，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更重要的是，尽管礼仪是高度编排的，但是从克林顿走出豪华轿车的那一刻，江泽民迎上前去可以充分看出，他们喜欢彼此的的陪伴，都渴望让过去成为过去。他们大步走过红地毯，越过仪仗队，在演奏国歌时敬立。 然后当官员和新闻团进入人民大会堂时，一个惊人的消息发布了：江泽民将允许新闻发布会（最后有一个无事先准备的问答环节）在全国的广播电视上直播。 这意味着，如果两位领导人误入敏感的政治话题，审查员将没有最后的机会来清理记录。 这是江泽民渴望与克林顿平等互动的一种戏剧性姿态。

的确，新闻发布会开始后，克林顿以其阿肯色老哥们生机勃勃而又随和的风格，使江泽民表现出在中国官场中罕见的某种即兴灵活。他面对的强劲挑战是美国政治交易的高手，江泽民要能挺得住，即使对话转向敏感的人权问题时，江泽民也不示弱地捍卫中国的人权纪录。在一切即将结束时，江泽民兴冲冲加了一句说：“我想知道克林顿总统是否还有其他补充？” 克林顿接了这个球。

他说：“如果过于担心对个人自由的滥用而过度限制人们的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 克林顿显然很高兴对话发展的方向，继续说道 ，“我相信，在整个经济都基于思想和信息的世界中，付出的代价将会更高。”

“很抱歉我不得不再花五分钟，”江插入道，尽管对内容有争议，但他们似乎都喜欢这有来有往的对话。 “我想谈谈达赖喇嘛。” 真让人惊愕！西藏及其流亡的宗教领袖不是中国领导人欢迎的话题，尤其是和美国人一起在直播电视摄像机前。 尽管如此，江继续说道：“去年访问美国时我发现，尽管科学技术教育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人们正在享受现代文明，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信奉喇嘛教[藏传佛教 ]。 我想明白是为什么。”

江以在外交聚会上演唱“牧场之家”和朗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而闻名，他有时会显得有些夸张甚至滑稽，但他也会失人解除戒心，是乐于握手的克林顿的理想的接触政策伙伴。他可是最后一位这样的中国领导人。

克林顿回国后，将国会对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议，轻蔑地比喻成“粘苍蝇纸”，“使人们对世界上他们不非常喜欢的事物的沮丧情绪不断累积”。此后，他于 2000年批准了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之后第二年，他又协助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两个举动都寄希望于，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不仅会降低双边贸易赤字，而且会鼓励进一步的政治改革。

克林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对学生演讲时说，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仅仅是在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而且是同意进口民主最珍贵的价值观之一  — 经济自由。 中国的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越能更加充分地释放其人民的潜力 — 他们的能动性，想象力，和非凡的进取精神……[这样]自由的魔灵就不会再回到禁锢它的瓶子中。”

他的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也希望，“中国经济和社会更一体化融合的趋势，将对政治和人权实践产生自由化的影响。” 但她也明智地补充说：“鉴于中国政府的性质，这种进步充其量是渐进的，而绝不是必然的。”

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克林顿赋予了美中政策新的核心逻辑：开放市场将促进更平等和自由的社会发展。 “想像一下[互联网]将如何改变中国，” 他在2000年欢呼互联网新时代的时候，乐观地说：“中国一直在试图打击互联网，” “祝好运！ 这就像在试图将果冻钉在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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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当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开始竞选总统时，他很自然地接任了克林顿离开时的立场：更多地吹捧双边贸易的积极影响。这个梦想是，通过与外界的更多互动，中国将逐渐从其革命性的毛式蝶蛹中脱颖而出，如果不是一个更加开放和民主的社会，也会成为一个重生的、现有自由民主世界秩序的建设性参与者。这一梦想在美国的政策圈中根深蒂固。

小布什总统宣称：“贸易不只是为金钱，还包括道德。” “经济自由创造自由的习惯，自由习惯创造民主期望……，与中国自由贸易吧，时间在我们这边。”

到2005年，他提出了一个更加乐观的愿景。 在与日本小泉纯一郎首相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解释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中国领导人会发现，一旦自由之门打开，哪怕是一点点，就无法再关闭。”

正在形成的新的美中契约，不再是围绕对苏联冒险主义的恐惧，或只是更多的贸易会带来的经济利益，而是围绕着更多互动将带来有益的政治变革的希望。 正如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紀思道（Nick Kristof）乐观地写道：“当中国人可以看到艾迪·墨菲（Eddie Murphy）穿着紧身的粉红色连衣裙，而且他们在星巴克纠结点什么饮料时，革命就结束了“，因为 “中产阶级会更在意选票上的候选人，而非更多的对咖啡的选择。”

为了使世界放心其不断增长的“财富和权力”并不是威胁，一份中国白皮书承诺，“一个繁荣发展的中国，一个法治下的民主，和谐和稳定的国家，会对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到了200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开始唱起“和平崛起”之调，这个概念是中央共产党党校前任校长郑必坚的修辞灵感，并通过外交渠道向世界传播。

但是这个标语口号恰恰揭示了它所要掩盖的内容。中国政策的一个主要宣传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人赵启正讽刺地解释说：“‘和平’是说给外国人的，‘崛起’是给我们自己的。”

基辛格写道，这种令人舒缓的言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超越了大国崛起的传统方式，可以通过渐进式改革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来实现。” 这样的幻想给美国人带来了希望，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更加资本主义、更负责任的全球行为者，而且要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这种逻辑暗示着 “只要坚持下去”，保持贸易并继续互动，接触政策的滋补作用将逐渐使中国与现存的自由民主秩序融合。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1992年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一书中描绘了最乐观的看法。他在书中写道，随着“彻底摆脱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的系统性选择”，世界正在经历“西方理想的胜利”。 与此相反，中国的列宁主义一党制国家，不认为自己是这种全球转型的一部分。 这对接触政策的支持者们来说似乎并不可信，他们认为“西方”拥有通向历史的意图和发展方向的奇异钥匙。

在这种论调和中国领导人相对沉稳的影响下，布什总统授权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建立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旨在解决美中之间的破坏性紧张关系，同时敦促北京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后来也表示：“封闭的政治不可能是中国社会的永久特征。” “这根本不可持续。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富裕的中国人会希望对未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使政治改革的压力加大。”

在我参加的一次较早的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上，一些舆论制定者甚至认为，更加民主的中国即将出现。 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在2008年乐观地写道：“中国现在讨论的，已不再是关于是否要实行民主……而是何时和如何进行。”

在这些预言的鼓舞下，布什政府继续强调，接触政策是促使北京采取更负责任的行动的一种方式。 随着它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强大，在全球范围内变得越来越重要，寻求以积极的方式引导中国的进步确实是有道理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随着接触政策的推进，中美关系在互惠与平衡上的差异日益增加。甚至当竞争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公平时，维持关系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让步，越来越不成比例地落在美国的肩上。 

此后发生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 随着美国经济陷入危机，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很高，一波狂热的傲慢情绪席卷了中国领导人的圈子，并在双边关系中注入了新的元素：北京的领导人开始想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可能等于或超过美国模式。 在美国看似衰落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变得更不情愿理顺竞争环境和采取更互惠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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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作为“第一个太平洋总统”，与其前任一样，他的第一届任期被冻结在接触政策之中。

他是第一个为安抚北京而推迟了达赖喇嘛访美的总统。 之后，他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去北京，宣布美国将不允许对诸如人权之类的有争议问题的支持，来 “干扰寻求对诸如近期经济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其他重要问题的解决方案。”  她宣称，尽管“有人认为崛起的中国从定义上来说就是对手，但美国和中国可以从彼此的成功中受益并相互作出贡献。”

尽管奥巴马政府努力礼貌地示意，美国在寻求建立一种更友好、呼应和对等的关系，但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4月访华时，他受到了令人困惑不解的冷遇。 当我观察他与胡锦涛的会晤过程中明显地注意到，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没有友好的玩笑，在大学演讲时没有公开问答，也没有使在尼克松、卡特和克林顿的峰会中活跃起来的友善或热情。 北京表现出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可能是由于他们越来越相信，如果美国正在衰落，而中国正在崛起，那么中国领导人就不再需要表现出尊重。 正如基辛格所言，他们“不再是西方技术和体制的学徒，无需再受此束缚。” 相反，他们此时感到 “有足够的信心拒绝，甚至有时会微妙地嘲讽，美国有关中国需要改革的说教”。

这种新的傲慢态度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得到了体现。中国海军，海岸警卫队，甚至渔船队都被部署出动，以强制执行中国广泛而有争议的海上主权主张，并对邻国和美国第七舰队进行挑衅。 一位解放军将军这样形容中国风格的变化和新的力量态势：“我们曾经软弱，但现在强大。”

尽管中国似乎没有必要且碍于尊严不会作出让步，但很多问题诸如北朝鲜核威胁，全球性流行病，以及全球气候挑战等，仍促使奥巴马政府坚持不懈地寻求“接触交往”。 

奥巴马坚持说：“我们欢迎中国的崛起，我绝对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有利，对美国也有利。”

接受“崛起”的中国 “是作为繁荣和成功的力量”，也是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的厚望。 他认为，“战略保证”是说服中国领导人的最佳方式，使其相信他们的崛起 “不需要以牺牲他人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 尽管中国反应冷淡，但他仍然致力于打造自己所描述的新“核心，或是默契的交易”。

即使奥巴马慷慨地（也有人说是愚蠢地）最终认可了中国自己的“核心利益”，包括他们对整个南中国海，以及对西藏，新疆，台湾，澳门和香港不可谈判的领土主张， 北京日益激进的民族主义仍毫无缓和。 正如2010年《中国梦》的作者刘明福直言不讳地说，北京的“宏伟目标”是“成为世界第一”，而取代美国。

这样的宏伟计划加剧了双边关系中的失衡，不平等和焦虑。 国家安全局局长兼美国网络司令部负责人基思·亚历山大将军（Keith Alexander）很快作出评估，盗窃美国知识产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

2012年习近平登基时，他呼吁实现其野心勃勃的全球性“中国梦”。 到2014年他宣称，现在是用一些“大国外交”来表达“中国声音的时候了”。

随着习近平更加独断自信，对美国同行表现出的灵活性和议合性甚至比胡锦涛还小，以致丧失了使前任领导人得以连接的至关重要的人际交往润滑剂。 随之而来的缺乏信任和磨擦并没有被忽视。例如，2015年，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向奥巴马许诺，不会把在南中国海新建的岛屿军事化，但他一转脸，马上就这样做了。

中国感到不再受经济和军事软弱的束缚，这使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毫不奇怪，越来越多的美国利益相关者开始抱怨越来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据报道，一次奥巴马总统甚至问过他的两名高级顾问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和杰弗里·A·巴德（Jeffrey A. Bader）“你们两位伙计是不是给出的太多了？”

越来越多的美国挫败感使我在自己家里都感到了。2012年的一个下午，我出乎意料地接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电话。 她恼怒又困惑地问道：“为什么我和我的对口官员国务委员戴秉国之间不能有任何进展？我一直没法找到重启按钮。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回忆说：“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对我们的影响力。” “自1978年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的历史，多是 “一系列中国定义的’障碍’…而美国要做出努力克服这些障碍，以维护整体关系。”

奥巴马政府终于开始“转向东亚” ，并要求将美国海军约60％的海上部队重新部署到亚洲地区，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为了避免中国官员进行报复，完全颠覆接触政策的理念，奥巴马继续坚持“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的说法。 迟至2016年他仍在重申，“我一直非常明确地说，我们更要担心的是一个疲软、受威胁的中国，而不是一个成功崛起的中国。”

然而，要使这种论点令人信服，则必须将不断进行政治改革的承诺放在其中，这暗示着，即使不是民主化也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化。 但是，随着习近平朝着越来越专制和好战的方向发展，而且共产党内的许多领导人都把接触政策看作是实现“和平演变”甚至权力更替的秘密战略，美国接触政策的支持者发现自己越来越迷失在无指南针的水域中。

站在北京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反应不是纯粹的偏执妄想。 因为接触政策的核心愿景的确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即：如果与美国交往意味着赚钱，那么可以。 但是，如果这也意味着民主化，并可能使自己下台，那么共产党自然就不是情愿的参与者了。中国问题分析家坦纳·格里尔（Tanner Greer）指出，接触起初可能是“一个好策略”，但由于习近平开始将这一政策视为旨在政治上改变中国的一党统治，使党“感到恐惧“，“并要采取行动击败这一政策。”

尽管沮丧的奥巴马政府官员反复努力地寻找使两国关系更加平衡和互惠的奇异钥匙，但北京未能做出足够有意义的回应。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获胜后，他的反华桑乔·潘萨斯式的助手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认为 (美中） “是两个不相容的系统”，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 ）著书《被中国杀死》，美国才开始叫板中国。

班农宣称：“我们有一个无法估量的强大敌人，他们不是战略伙伴。”

纳瓦罗警告说：“一方将赢，一方将输。”

这样的声音虽很极端，但是他们准确地描述了一种对美国越来越不利的关系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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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一次发现自己在毛泽东的注视下，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等待习近平与特朗普总统的到来，又是超现实的虚幻感觉。

当特朗普于2017年入住白宫时，令人不禁联想到毛泽东本人和他的民粹主义农民运动于1949年占领了中南海，两者具有令人惊异的相似。的确，如果特朗普是个读书人，他可能会赞同毛泽东的某些说法，尤其是他著名的格言“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 （不破不立)。”  和毛一样，特朗普有一种天生的偏爱，即想“掀翻”已建立的结构。

在紫禁城举行的宴会、仪仗队、和在天安门广场上的21炮致敬仪式，保证了这部大预算电影的盛况。如果说这场电影的布景盛大，那么实际的演出效果却平平，毫无亮点。 当特朗普最终抵达时，可想而知他自负而虚荣，而习近平则是典型的傲慢而不露声色。尽管在玛拉格会面后，特朗普夸口说他和习近平是“伟大的朋友”，但他们现在的表现，不比蒙娜丽莎肖像似的悬挂在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更真实。

当习近平为自己的“中国梦”和“中国复兴”进行宣传时，特朗普一直鼓吹他“使美国再次伟大”的幻想，其中一个关键要素是“拉平美中竞争环境”，要在习近平的崛起路线图中，绝无余地使中国顺从地将自己融入到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中。但相反，他看到的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强大中国，足以在世界舞台上理直气壮地单方面采取行动。

习近平的梦想中较为温和的部分是，中国欲通过雄心勃勃的涉及全球的总体计划，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全世界。这些计划包括金砖四国（BRIC）银行，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区域综合经济 伙伴关系（RCEP）。

但是，习近平的勃勃雄心中也有阴暗的一面，这源于他多年以来对“敌对外国势力”的偏执狂想，认为这一势力在长久地秘密地对付中国。习的这一看法似乎酝酿了后来的“文明冲突论”。 他坚持认为，“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并且“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我们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 他已开始宣称，中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女士 （Elizabeth Economy) 警告说：“美国需要认识到，习近平的第三次革命展现了中国国内行为的新模式，美国的期望和政策也应该随之调节。”

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中国专家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指出：“中国不仅变得更加富裕，实力更强，而且更不情愿掩饰它对批评意见的蔑视。” “习近平明确表示，将利用北京提升了的力量，以其前任所缺乏的实力和一致性，来推动执政的共产党的雄心壮志。”

但是，麦格雷戈总结说：“北京不可能强行霸道地占据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不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击，这就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

尽管特朗普可能是寓言中闯进瓷器店里的公牛，但并不是他最先和单方面废除了接触的默契。 也不是中国的经济崛起使其陷入新的修昔底德陷阱。 而是胡锦涛无视双方关系中不平衡的增长，加之习近平越发好斗地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和调整，使得接触政策最终负担过重而无法承受。随着习近平放弃“和平崛起”的理念，加快军事现代化，逃避市场改革，在南海和东海，对台湾海峡和香港的立场上日益顽固，才使特朗普政府终于承认，接触政策不再符合美国的利益，从而宣布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和“对手”。

其后，在2018年，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发表了重要的政策演讲，极大地改变了新游戏的条款。彭斯说：“以前的政府做出了[与中国接触]的选择，希望中国的自由能以所有的形式扩展，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即对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私有财产，人身自由，宗教自由，即人权的整个体系，有新的尊重，” “但那个希望没有实现。”

他的演讲引发了是否需要在目前密切交织的经济体的各个方面“脱钩”的辩论，甚至包括已经与中国同行建立了紧密关系的大学和民间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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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位哀悼者要为接触政策竖立一块墓碑，墓志可能会这样写：

接触政策：生于1972年， 悲剧性地死于忽视  2020年

作为一个中国观察家，接触政策是我一生的北极星。当静默在这个纪念碑之前，我悲哀地叹息，这一政策的丧失是完全不必要的悲剧。 我困惑，是什么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然后是特朗普，如此轻率鲁莽地杀死了一项政策？该政策不仅维持了五十年的和平，而且使中国得以进行其人民梦寐以求数十载的那种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习近平的强硬态度可能会安抚国内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但它也毁掉了支持中国融入世界的拱门的基石，并与那么多曾经合作的外国伙伴对抗。 这真的符合中国未来的利益吗？ 简言之，破坏接触政策如何会有益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最后，接触政策的的终结，实在不能归咎于美国缺乏承诺或努力。 在我看来，美国表现出了空前的创造力。首先是接纳一个曾经好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进行和平转型的愿景，然后，如此众多任的美国总统政府，对这一愿景表现出卓越的外交领导力和耐心。正如基辛格最近所说的，“我们的希望是双方的价值观能更加靠拢。”

这样的希望现在看起来似乎很幼稚。 但是，在1972年，替代方案则是持续冷战，甚至可能是一场热战。 接触是一个值得抓住的机会，而且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拐点，可能使事情的进展截然不同（如1989年）。事情没有这样发生，并不是因为美国缺乏战略思考、外交努力、或保持灵活的意愿。 接触政策的失败，是由于中共对真正意义的深度接触交往所持有的模棱两可和机会主义的态度，因为这种深度交往可能导致中共进行更多的改革和变化，以致其最终灭亡。

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和中国会过渡到更能适应现有世界秩序的希望，那么接触政策就不再符合美国的逻辑。北京无法使双边关系改善、发展、更加互惠、开放和公平，最终使该政策无法运作。 因为习近平认为，这种改变会威胁到他的一党统治，因而激化了接触政策的核心部分不可调和矛盾，使之丧生。

那么，现在怎么办？ 停止下滑并制定新的“后接触”交往政策，以引导我们摆脱目前的螺旋式下滑是否为时已晚？这种下滑，基辛格将其描述为，是把我们置于一场新的冷战的山坡下，其后果可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危害更大。

两位总统应该宣布紧急状态，任命值得信赖的高层全权代表，责成他们建立由商业、政策和学术界组成的专家团队，制定一套可行的方案，在双边关系最重要的各个领域中降温。一旦两个国家小组都设计出了自己的摆脱目前僵局的路线图，他们应召开联席会议，找出可以相互接受的可行方案，并提交给各自的总统。 然后总统进行一次紧急特别峰会，专门讨论阻止滑坡问题。

目前的两位总统是否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还相当不确定，因为所需要的领导才能，即创造力，灵活性，互惠，开放，透明和大胆，这些正是他们双方所缺乏的。 中共对一党制的严格信守，和担心灵活性会被视为软弱，使得它对弥合这种巨大分歧所必需的那种交易变得十分过敏。 尽管特朗普没有误判中国的意图，但他是如此古怪多变，无知无识，神经过敏，脸皮太薄，很难想象他能够使两国之间实现突破。这两个国家，不再仅是因为贸易问题而分裂，而是复杂得多的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使断面和矛盾变得更加无法调和。

对于那些想等待新一届政府的人来说，值得指出的是，特朗普和习近平都还没有直接进行个人人身攻击，因此一对一互动的大门仍然敞开。但是由于对抗正在迅速升级，所以时间有限。为了使这一计划获得成功，华盛顿必须准备好承认，它将无法解决将北京与华盛顿分割开来的最根本的体制问题，并放弃以政权更迭为最终目标。北京也必需将妄想恐惧和受害者口吻搁置一旁，并缓和其全球性交战，而聚焦在共同利益均可获胜的领域。目前，接触政策早期所预期的重大融合的希望是不现实的。取而代之的应是一个简约的议程，这一议程将使我们能够在显而易见且紧迫的共同利益问题上，进行务实的合作，如公众健康，贸易，气候变化和核扩散等问题。

最后，双方都必须认识到，即使在深度分歧时期，仍然有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问题，可以共同解决。有必要提醒我们自己，美国和中国已曾经解决过这一僵局，所以现在值得回顾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的突破。 正如尼克松对周总理所说的，“我们拥有超越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并且“虽然无法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但可以尝试架桥，以使我们能够进跨越鸿沟进行对话。”

这一微小的愿景，足以让我们怀念过去的接触政策之梦的规模宏大和乐观，尽管那可能是天真。 现在也许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结果，是找到足够的共同点，以使紧张局势保持在小山脚下，而不至于激化升级到新的冷战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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